疫情武器化:美国的拿手好戏!******
||玉渊谭天原创漫画
最近,谭主观察到,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。
一个月的时间里,中国防疫政策调整。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,共识在增多。恰是此时,一些“熟悉”的声音再次响起,唯恐天下不乱。
这些声音,总是特别会“挑时候”,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。
其实,疫情暴发以来,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。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,就可以发现,他们指手画脚之时,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。
“疫情”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。应用大数据,我们呈现三个切面。
第一个当口,是2020年4月,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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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不免好奇,这样的时刻,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?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,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,发现,“口罩”是一个焦点。
毕竟疫情初期,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、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。分析关键词,得到了这样一张图:
可以看到,关于“口罩”的报道中,“中国”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,除了“中国”一词之外,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,是“市场许可”。
2020年4月11日,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公示,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(EUA)。
根据美国法律规定,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批准,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,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。获得了紧急授权,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。
为了得到口罩,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“特殊待遇”。
回过头来看,这样的举动,不可谓不讽刺。
打开国门之前,美国对中国口罩,是完全相反的态度:
2020年3月28日,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,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。
换句话说,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,关键是,在此之前,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。
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,而是当做制造“政治病毒”的武器。
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。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,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,美国媒体对“口罩”的报道,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:
“公众情绪”“人权”“封城”……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,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——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。
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,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,关联上“民主自由”。中国民众戴口罩,就是不“自由”、没“人权”。
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,美国政府不断渲染“口罩无用论”,美国媒体,也将“戴口罩”炒作为“东亚病夫”。
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“口罩之战”写过文章,做过分享,他提过,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“药方”是,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,而是靠所谓“自由”、“人权”。
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,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。
事实是,病毒不分国界,不看制度,数据不会骗人。
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,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,结果发现,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,不支持带口罩国家,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,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.8倍。
事实上,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,全球都是如此。
而美国政府,却将疫情“恶毒化运作”,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。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,对是否“戴口罩”犹豫不决时,暴发初期的疫情,几乎失控。
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,是2020年1月21日,1月底至2月初,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。但在2月底至3月初,短短3周时间里,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。到4月,美国的死亡病例数,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。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,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,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“请求”。
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紧急授权。
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,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。
再看一下这张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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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看到,2020年末到2021年初,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。
在疫情“最黑暗”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,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。他就任的第二天,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。当时,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:
这份战略基于科学,而非政治。
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“科学抗疫”的形象,来区别于上届政府,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。
开源信息,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“科学”成色:
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,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;
这些结果会以传真、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,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;
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,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;
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,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。
种种原因,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“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”。巨大的难度,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。
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(CDC),就是靠着这样“拼凑”起来的数据,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。美国政府,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,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。
结果,可想而知——各种变异的毒株,在美国肆虐。
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,2021年6月,是美国病毒变种的“变动期”——当时,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。
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,但刚才我们也说了,由于没有流调能力,在面对新的毒株时,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。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,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“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”。
那时的美国政府,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?
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,2021年6月,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“卖力”的时刻。
||数据来源: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;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
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,只能在抹黑与“甩锅”上费尽心思。谭主之前做过不少“溯源美国”的报道,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,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。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,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。
大家的眼睛,也都是雪亮的。
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300多个政党、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《联合声明》,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。
美国政府,嘴上谈的都是科学,但实际上,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。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,一会儿又在说“担忧”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。
看起来,美国在讲科学。事实,真的是这样的吗?
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:
||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,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
可以看出,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,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,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。
而美国,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,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美国,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。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,未免有些太讽刺了。
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,结果,就是如此。
最近,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,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。
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,每当这种时候,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。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、公布“新十条”之际,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、攻击中国的机会。
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,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:
可以看到,除了病毒变种之外,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(PPI),提通胀,提供应链,换句话说,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。在一篇报道中,美媒就提到,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,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。
讽刺的是,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,美国,说的也是这一套。
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,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。
“不确定性”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。与不确定性相关的,还是通胀、供应链、投资、贸易。对比来看,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。
可以看出,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,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,找其他议题做陪衬。
围绕经济议题“打冷枪”,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。
上一个阶段,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,现在,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“孤立”中国。
说来说去,不管中国怎么做,在美国政客的嘴里:中国怎么做,都是错的。
但事实呢?去年1到10月,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。过去三年,中国稳链保供,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。
美国呢?肆意发起单边制裁,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。
去年,美国激进加息,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——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,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,今年刚开年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,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。
一直逆世界而动的,不是中国,而是美国。美国甩来的“锅”,中国,不接。
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,美国全面放开时,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:
可以看到,当时,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、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。
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: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,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,这怎么解释?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,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.4岁,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,这怎么解释?
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,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,这又怎么解释?
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,我们也有一组数据——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,结果显示:
||99.4%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;
||98.7%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;
||89.8%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;
||10.2%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。
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“经济伤害论”叙事显然站不住脚。最近几天,新毒株XBB1.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,美国,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:
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,还想推动盟友,但忙活了一圈,适得其反。
正像欧洲航空协会(A4E)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(IATA)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(ACI Europe)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,对华旅行限制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“下意识反应”。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经做出评估,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不太可能影响欧洲当下的疫情。
于美国而言,与其四处指指点点,不如认真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,自己的防疫一团糟,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。
在美国眼里,疫情不是一件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,而是一个可以操弄各类议题的武器。而这,才是世界难以走出疫情阴霾的最大阻碍。
接下来,美国无非还想利用中国政策调整的转段期,变为遏压中国的窗口期。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,是美国一贯的做法。
遏制他人,换不来美国的发展。发展,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,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,而美国似乎还没想清楚。
身不善而怨人,不亦反乎?(谭主)
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“文势”******
作者:方笑一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)
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,“文势”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,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,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。弄清“文势”之说的来龙去脉,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,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。
以“势”论文的缘起
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等,都没有对“势”作专门的论述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则有《定势》篇,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“势”的专论。然而,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,描述性地呈现“势”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。刘勰所言之“势”,与文体有关。因为“即体成势”“体势”云云,无不标示出“体”与“势”的关系,进一步看,就是“体”对“势”起着规定性的作用,“势”不能脱离文体。同时,势不是人为硬造的,而要顺乎自然。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,而“自然之趣”“自转”“自安”等说法,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。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。各种文体功能不同,也就各有其势,写作某种文体时,应该顺乎其势,而不应“讹势”。
《定势》篇中,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,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,但“各以本采为地”。大多数学者认为《定势》之“势”应指“文体风格”。刘勰之后,“势”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,如旧题王昌龄撰《诗格》指出“诗有十七势”,皎然《诗式》开首即有“明势”条,但他们所说的“势”,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,内涵与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之势也不尽相同。如《诗式·明势》自注曰:“文体开阖作用之势。”这里的“势”,显然不是指风格,而是指一种气势。这说明,“势”这个范畴的内涵,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。
南宋文章学中的“文势”“笔势”和“语势”
南宋时代,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。这种总结,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。南宋吕祖谦在《古文关键》的《总论》中提出“看文字法”应首先注意的四点:“第一看大概主张,第二看文势规模,第三看纲目关键,第四看警策句法。”“大概主张”指文章立意,“纲目关键”据吕氏自己表述,包括“首尾相应”、“铺叙次第”、“抑扬开合”,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。而“警策句法”则着眼于“下字下句”等问题,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。唯独第二条“文势规模”,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。
吕祖谦同样没有对“文势”下定义,也未对它细加阐说,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。《古文关键》用“文势”一次评文共有两处,一是评苏轼《秦始皇扶苏》“不特文势雄健,议论亦至当”,二是评曾巩《送赵宏序》“句虽少,意极多,文势曲折,极有味,峻洁有力”。这里的“雄健”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,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。而如将“曲折”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。从上下文看,这里的“曲折”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,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。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,而是指行文的态势。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,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。当然,它又不等于所谓的“下字下句”,而是在句与句、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。
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、楼昉的《崇古文诀》有助于我们确定“文势”的含义。该书有三处运用了“文势”一词,评曾巩《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》“看他布置、开阖、文势,次求其叙事、措词之法,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,乃所以切于警戒,不可专以归美观”。评李清臣《议兵策上》“文势纵横,变态百出,可喜可愕,深于兵书者也”。评张耒《论法下》“议论好,文势委蛇曲折,用字尤工”。我们大致可以判定,“文势”不同于文章结构(“布置”),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(“开阖”),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、措词、用字之法,而是指纵横变化、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。楼昉有时将“文势”称为“笔势”。如评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“胸臆之谈,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《自叙》中来”。这里所讲的“笔势规摹”,就是吕祖谦所谓“文势规模”,而“纵横”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,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。
南宋朱熹校勘韩文,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,或疑文中有脱字、衍字等,进行“理校”时,也时常根据文章的“文势”“语势”来判断。在这个意义上,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。韩愈《施先生墓铭》云“或留或迁,凡十九年不离太学”,朱熹云:“方云:杭本无‘凡’下八字,今按上文已云在‘太学者十九年’,则此八字诚为重复,然欲去之则‘或留或迁’语势未尽,又不知公意果如何?今亦论而阙之,不敢定其去留也。”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“校记”。他所说的“文势”绝不是指文章风格,而是行文的态势,据“文势”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:某几个字是否衍字,某本是否有脱文。朱熹不仅仅将“文势”看作校勘的依据,在讨论儒家经典时,他也经常观察文势,对之特别看重。如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云:“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。”同书卷七八云:“东坡《书解》却好,他看得文势好。”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。
“文势”之内涵
“文势”指行文的态势,具体到文章批评上,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。
首先是曲折。上文曾提到吕祖谦“文势曲折”的说法,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。晚清王葆心在其《古文辞通义》中有专论“文势之平缓与转折”的部分,他说:“转折者平缓之对,欲药平缓须明转折。”可见他推崇的是“转折”的文势。他进一步指出:“所谓转者,有一意转折法、多意转折法,皆转之善也。但一意转折易,意多事杂,转折难。转多而碎,无法以束之,则转之弊也。有其善而无其弊,与所谓新其间架者,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。”在古文大家中,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,文势的曲折与否,当根据内容而定,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,一般来说,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。
其次是抑扬顿挫。如《文章轨范》卷四评韩愈《与孟简尚书书》云:“韩文公推尊孟子,以为功不在禹下,实自推尊,以为功不在孟子下。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,文势抑扬轻重,虽曰贤不及孟子,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。”如果说,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,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。比如上举《原道》中的一句,前面是四个四字句,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“呜呼”,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。又卷七评《送孟东野序》“其声清以浮,其节数以急,其辞淫以哀,其志弛以肆,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”云:“上四句一样五字,若第五句不用九字,文势便庸腐。”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、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,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。
再次是圆活与纵横。《文章轨范》卷三评苏轼《秦始皇扶苏论》云:“凡议论好事,须要一段反说,凡议论不好事,须要一段正说。文势亦圆活,义理亦精微,意味亦悠长”。此处所言圆活,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“纵横”,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,避免呆板。
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,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、章法、句法、字法等领域,对于“文势”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2月26日 13版)